邓思（民盟省委直属巴中总支办公室主任）、孔维胜（盟员、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市大数据服务中心主任）反映，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新时代背景下社会治理的难度和复杂性，为做实“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提出新命题。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基层干部自身素质不高能力不足、基层组织“有限”的职权“万能”的职能负重推进、基层“二元”结构凸显治理新盲区等短板，具体表现为：一是基层干部对政策文件的理解能力有待提高、对要贯彻落实的文件精神领会有差距，如新冠肺炎防控中存在粗暴执法或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工作效率有待提高。二是供需不平衡，民众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需求不断增长与传统社会管理体制落后的矛盾日益突出。社区及村社基层组织负担过重，经济体制改革引发“单位人”向“社会人”大批量的转化，给基层社会治理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使各单位卸掉了原本自己要承担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重担，但社会领域改革相对滞后，随着社区管理、物业管理、信访、拆迁、征用、民生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和纠纷大量出现，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基层社会治理面临诸多短板。三是新冠肺炎疫情社区干部工作量进一步凸显“三少三多”基层体制现状，即：权力特别少，事务特别多；权益特别少，职责特别多；资金特别少，服务特别多，造成“管得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管不到”的局面。以街道办事处为例，市级、县级政府将大量的行政管理事务“漏”到社区（村社）一级，社区（村社）的科室部门设置几乎与上级政府一一对口，包括住房、养老、低保、就业、司法、综治、城管、防火安全、卫生、绿化、环保、计划生育、文教、市场管理、社区服务等方面，同时还设置了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但社区（村社）却没有匹配相应的法定职权和工作人员来承接这些事务。四是缺乏城乡均衡化的公共服务保障体制。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和保障制度滞后，从政策上给基层社会管理带来难度。国家部署要求“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将农村社区建设与城市社区建设放在同等的位置”。但仍存在大量的人户分离、社保难衔接等现象，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难度。五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给城市人口结构带来巨大变化，最大表现就是流动性人口激增，大量的流动性人口成为社会管理盲区，给经济社会管理带来新的难题。

为此建议:一是严格落实乡村人才振兴各项部署，夯实基层社会治理人才堡垒。创新选人用人机制，把党性强、作风正、懂经济、会管理、能经营、受拥护的人选为党支部书记，建强以村党组织书记为核心的农村干部队伍，广开推荐渠道，拓宽选人视野，通过“选拔、培养、管理、使用”从外出务工经商、带头致富经济能人，复退军人，热心农村工作的返乡大学毕业生，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中选拔后备干部，为基层组织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使每一个农村基层党员都能够成为带领群众发展经济、共同致富的能手，使村级党组织成为农村各项工作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是建立健全制度给基层组织减压，提升村级治理水平。提高基层党组织建设整体水平，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对制度规定进行梳理、修订、补充和完善，建立健全一套务实管用、简便易行的制度规范，注重把握基层需求，及时制定贴近基层需要、回应党员关切、顺应群众期盼的办法、措施、制度，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提升村级治理水平。

三是建立大数据平台，拓宽基层组织办事能力。注重运用信息化技术，建立智慧社区，大力推进各项事务工作“无证明”服务，无纸化办公。加强基层社区与相关部门信息共享，及时取消项目申报及政策享受所需的税务、社保等各项证明，严格杜绝无效化证明。积极推进社区办事智慧化，实现社区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全网对接，一站式服务，让村社办事的百姓足不出门能够办成事、办好事，既提高老百姓办事的效率，也为基层干部切实减轻负担。

四是推动社会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畅通社情民意的反映渠道，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一方面不断健全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努力构建村党组织领导有力、村“两委”齐心协力、党员群众群策群力、各项工作充满活力的村级民主治理新格局，使之在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公益服务和商业服务等多种形式的服务，利用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等，搭建起多层次、多元化服务结构，从而在社会管理中进一步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

五是精准探索落实《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围绕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支持建立以身份证为标识的人口管理服务制度，切实解决流动性人口激增及社会管理盲区等经济社会管理短板。同时破解城镇化进程中及城乡二元结构双重社会治理背景下，促进城乡均衡化的公共服务保障体制全覆盖，真正实现社会治理均衡发展，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