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7日，张澜先生在民盟一届四中全会讲话时说：“……在一九四七年，本盟就受到了反动派的最大迫害。”

张澜先生所说“最大迫害”，就是指国民党1947年10月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于11月被迫解散。

那么，国民党为何要迫害民盟呢？

其实原因也如张澜先生所言：“……自从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时候起，我们一贯就是与中共密切配合，时时协商，尤其是在大关节处，是一致的，是没有分歧的。”

比如：

1941年10月，民盟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后，国民党百般诬蔑，企图将民盟扼杀于摇篮之中。而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称赞民盟的成立，指出“抗日时期，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重大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中共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后，民盟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中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等主张。

重庆谈判期间，张澜按照与毛泽东的商定，以发表致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公开信的方式，将和谈内容公诸于世，使国共两党关于解决国家问题的协定受到社会的监督。

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民盟与中共配合默契，同进共退，促成会议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五项协议》。

在反对国民党非法召开“国民大会”的斗争中，民盟与中共一致行动，拒绝出席，不承认“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不参加“政府”。

由于民盟与中共的“密切配合，时时协商”动摇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基础，于是，国民党政府1947年10月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严加取缔”。次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

关于民盟总部被迫解散的过程，民盟中央名誉副主席叶笃义在《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中这样写道：

1947年10月初，国民党捏造了一个“贩卖毒品”的罪名，把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逮捕起来……公开枪决了。

10月中旬以后，山雨欲来风满楼，国民党动员各地的御用团体开始在报上叫嚣要求解散民盟……10月20日，民盟南京梅园新村总部突然被包围，民盟人员的行动被跟踪监视……10月26日张澜在寓所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付……最后决定推黄炎培和我即日由上海到南京，会同罗隆基找国民党和司徒雷登办交涉。

邵先生（编者注：即邵力子）……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事情发展到现在这步田地，一切都无能为力了，“民盟不成仁，便成义”……从邵先生的口气看来，国民党方面对这个问题已没有交涉和谈判的余地了。

司徒雷登当时的态度同国民党是一致的，他一方面推说这是中国的内政，他无法干涉，但同时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民盟光荣解散”的建议。我们每天上午先在司徒雷登那里碰头，下午去找国民党办交涉。我们会见了吴铁城和张群。他们的说法同邵力子完全一致。

10月29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所谓民盟参加叛乱的经过的报道。国统区各地军警机关陆续公布取缔民盟活动的办法，限令民盟成员登记自首。我们在南京办交涉的三个人，下一步棋怎么走呢？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张群最后说：同民盟办交涉的责任蒋介石已委托给陈立夫了。陈立夫表示只愿同黄炎培一人接头，而不接见罗隆基和我……

黄炎培同陈立夫单独办交涉，每天上午我们三个人在国民参政会碰头，由黄炎培介绍交涉情况。交涉结果最后搞成一个书面文件，那就是11月6日民盟在蒋管区各报上发表的解散公告。据黄炎培说，陈立夫向他表示，文件上的文字一个字也不许更动，发表的时候如有只字变动即全部作废……

我们三个人5日早晨回到上海，立刻同到集益里张澜寓所开紧急会议……张澜的卧室在二楼，我们挤在那个小房间里开会。楼下客厅这时已经挤满了军警和等候在那里准备发表新闻的各报社记者。集益里8号门前的小弄堂里挤满了军警特务的汽车。

民盟参加这次决定命运的会议的人是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史良、张云川和我。首先由黄炎培报告交涉经过，随后宣读我们三人由南京带回的那份宣布解散的书面文件。会上沈钧儒、史良和张云川最初表示不同意，提出是不是还有讨论其他办法的余地……最后经黄炎培陈说利害，罗隆基和我自然也加以附和……当时集益里8号内外军警特务云集的气氛，确实也证明了邵力子“不成仁便成义”的说法。最后大家勉强同意下来。我含着眼泪下楼，把这个痛心的文件交给等候在那里的大批记者……第二天（11月6日）全国见了报。

对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张澜先生长女张茂延曾专门撰文《我亲历的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的历史》进行描述：

到了l0月下旬，突然有警察包围马斯南路民盟办事处。南京民盟总部同时受到监视，留守南京的中委罗隆基来上海汇报工作，商量对策，特务也跟着来了。我父……每天下午照常要我陪他出外散步，特务尾随在后，亦步亦趋。

后来，上海警察强占了马斯南路民盟办事处，强迫办事处人员全部撤出。沈钧儒和几位同志也搬到集益里来住，大家静待着南京的消息。

11月4日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三人在特务“护送”下回到上海。我们住房楼下客厅和门前立即聚集了大批特务。

11月5日上午9时，父亲又召集在沪中央委员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史良、张云川、陈新桂（列席……）在集益里开会……

这天早上父亲受风寒，躺在床上，静听大家发言。一开始，沈钧儒就问：“有没有更改的余地？”他们（编者注：指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说：临行前，陈立夫交代，一字不能改，改了就不作数，就要按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处理。

这时，全屋一片沉静，鸦雀无声……

后来开始讨论，讨论来讨论去，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一点办法。

大家对各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因为民盟是公开活动的组织，没有后方，没有退处，中委全都是暴露的，基层盟员也大多数是暴露的，登记了，自首是叛徒，不登记，抓到了就是死，还可能波及很多无辜。

从早上9点讨论到下午3点，守候在楼下的特务们，不时上来敲门，逼问“开完没有”。

最后，大家一致决定照原稿一字不改，以我父亲名义送报馆发表。

送走大家后，父亲在房内走来走去，至夜通宵不眠。他向我说：民盟要转入地下了。为了掩护总部诸公安全退却，并号召盟员转入地下活动，自己决定承担风险。

第二天一早，由他口述，叶笃义执笔，毅然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一个“声明”：本人昨日忍痛通知民主同盟全体盟员停止政治活动，且宣布民盟中央委员会之解散，然本人对于中国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目标之努力并未稍更。本人诚恳希望盟友在爱国公民之立场上，在法律之限度内，继续为我国之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奋斗。

后来事实证明，以张澜先生个人名言发表解散民盟总部“声明”是民盟与国民党进行的一次有胆魄、有智慧的斗争，正如张茂延先生所言：“这一‘声明’虽很简短，但用意深刻，措词鲜明，他把反动派的视线集中引向自己，既掩护各中委撤退，又号召广大盟员继续战斗，披肝沥胆，大义凛然。”

对总部被迫解散后民盟的斗争，张茂延先生这样写道：“11月5日会议后，沈钧儒在集益里住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其间，两位老人日夜磋商……因沈钧儒留上海危险，决定让他冒险化装潜往香港，筹备召开三中全会，否认民盟的解散……张澜留下，坚持斗争。”

1948年1月5日至l9日，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举行。全会否认总部解散，决定恢复民盟组织；决定在张澜主席不能来港期间，暂由沈钧儒、章伯钧以中央常委名义领导全盟工作。

参考资料：《张澜文集》、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张茂延《我亲历的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的历史》、中国民主同盟网站《民盟概况》、张澜纪念馆《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