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49，作为第三方面的代表，民盟在沪参与了诸如维护政协决议、反对内战，推动国共和谈，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声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等一系列活动。期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各种方式，积极争取在沪民盟领导，并在国民党当局企图杀害张澜等人时施以援手，终使民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中共的亲密友党。

一、中共对在沪民盟领导开展工作的回顾

（一）呼吁和平，反对内战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经过中共和民盟及其他民主人士的努力，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五项协议，让刚刚经历了八年战火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的曙光。然而，国民党当局很快撕毁了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

为了制止内战，周恩来在中共代表迁移南京前夕，面对重庆各界人士，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谈话：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在这样长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死亡。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艰苦的一段路。

周恩来的话不仅打动了在场的各界人士，也说出了由渝抵沪的黄炎培、沈钧儒、梁漱溟、章伯钧等民盟领导的心声。为了制止内战，他们在上海南海花园饭店（今上海评弹团）集会，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反内战大会。6月初，华岗在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议：由上海人民选派代表赴南京请愿和平。6月23日，在中共上海市地下党组织和包括民盟、民进等52个党派和团体组成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共同推动下，5万多群众在上海北火车站欢送马叙伦等10位代表赴南京请愿和平。民盟中央委员吴晗等参加大会，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民盟上海市支部筹备委员王绍鏊等主持大会。陶先生在大会发表演讲：“8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来制止内战，争取和平！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当晚，请愿代表在南京下关遭国民党组织的暴徒殴打。6月25日，上海地下党设法租借国际饭店宴会厅，由陶行知出面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名义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陶行知用英语发表谈话：“我们确实知道在南京对和平代表组织的殴打，是政府中一种团体所主使，这种人只有借着战争才能保留势力，民主运动及和平运动正与他们的野心对立。这次的殴打与在昆明、重庆、成都及其他地方对待学生的办法是一贯的、相同的，反动的力量是逐渐将三民主义的党变为法西斯的组织。CC系对此事责无旁贷。……在中央政府中有好战的政治集团，这是法西斯团体，CC系不能对此来卸责。蒋介石有心理上的错综。一种错综使他相信，每个想要和平民主的人都是共产党。我们感谢美国在日本侵略中国时给予的协助，但海军陆战队竟在日本投降后留在中国。我们不希望主战派被鼓励作内战。在最近几天内，联合团体要发表一宣言给美国人民，其中要求美国人不要促进中国内战的爆发，……并要求美国人民对于铲除中国法西斯的斗争加以援助。中国在建设上需要帮忙，但不需要在破坏上帮助，美国继续不断地支持国民党，只能鼓励法西斯分子打内战。”

（二）情同手足，悼念英烈

1946年4月8日，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因国民党推翻政协决议，冒恶劣气候由重庆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和请示，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幸殉难，同机罹难的还有叶挺、邓发等共8人，史称“四·八”烈士。4月22日华岗、潘梓年访黄炎培，商在沪举行“四·八”烈士追悼会事宜。4月29日，黄炎培赋诗一首悼念“四·八”烈士：“中华又见戟云开，谁为生灵请命来；太息神州无死所，玉棺天半怒飞灰。”4月30日，“四·八”烈士追悼会在沪西玉佛寺举行，民盟中央常委黄炎培出席并致辞，陶行知在会上恭读悼诗：“我们今天在你们面前下了绝大的决心，要挑起你们遗下来的重担，首先要致力和平，无条件地赶快停止内战。同时要争取四大自由，使大家可以安居乐业有饭吃有书读有话谈。要把中华民族造成一个最伟大的公司，四万万五千万人联合起来做老板”；“朋友们安息吧！待我们任务完成，再向你们问安。”潘梓年代表中共上海工委致谢词：“这样的天气，各位还跑来，这不是为了共产党和私人感情，而是为了追悼民主战士，因为大家都要民主。”

1946年7月11、15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13日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委员陈家康访民盟常委沈钧儒、罗隆基，对李公朴被害表示哀悼。14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致电李公朴夫人，表示哀悼；17日，又致电闻一多夫人表示悼念。7月25日，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因愤李闻被害突发脑溢血而逝世。周恩来原定当天中午接见记者。当记者陆续聚集周公馆时，传来陶行知病危的消息，周恩来当即委托陈家康代他会见记者，自己与邓颖超匆匆赶至爱棠新村13号（今余庆路146弄13号）。他俯身拉着陶行知尚有余温的手，含着热泪说：“陶先生，你放心地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的，你放心去吧！我们一定要争取全面的、永久的和平，并实现民主来告慰你。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至最后一息，陶先生，你放心去吧！”他又抬头对在场的朋友说：“大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同志接踵牺牲，我悲愤交集，怒火中烧，眼泪都烧干了。现在看来国民革命成功的日子并不很远，总希望有更多的战友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在这短短的20多天里，连续失去了三位民主人士，实在没法不使人悲痛！”他非常激动地紧握田汉的手，沉重地对大家说：“你们都得保重啊！文化界的朋友们无论如何再牺牲不得了……”这沉重、关切、坚定的语气，深深地口动着每个人的心弦。他询问了陶先生的后事安排情况，并请郭沫若撰写悼词。当天下午周恩来回到南京，晚上他致电中共中央，称“陶行知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其逝世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还指出：“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保护”，并说“已告上海潘汉年及伍云甫，在救济方面多给予经济和物资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亦须时时关照”，“请中央将南京新华社关于陶先生逝世的报道广播全国”。毛泽东、朱德与当天联名发来唁电：“兹闻行知先生逝世，不胜哀悼！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华人民之巨大损失，特电致唁。”

7月26日，陶行知先生治丧委员会在上海殡仪馆举行公祭。华岗、潘梓年、刘宁一等前往致祭，并以周恩来名义献花圈，有陈家康朗读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祭文。9月19日，陈家康代表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参加在静安寺举行的李公朴先生家祭。10月4日，上海五千余人在上海天蟾舞台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同挽：“为保卫政协争取和平民主而牺牲的斗争精神不死。”中共代表团挽联：“继两公精神，再接再厉争民主；汇万众悲愤，一心一德反独裁。”邓颖超在会上宣读周恩来笔书悼词：“今天在此悼念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痛。但此时此刻有何话可说？我仅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当邓颖超读到“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时，台下掌声经久不息。此后每念一句，台下就报以热烈的掌声。10月6日，上海各界在静安寺公祭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周恩来亲率中共代表团多人到场致祭。

（三）同舟共济，拒绝参加“国民大会”

1946年9月间，国民党军队加紧进攻张家口，周恩来对和平谈判已不抱希望，但民盟方面对时局深感忧虑，希望国共双方相互让步，恢复和平，为了不负民盟朋友奔走和平的热诚，周恩来对民盟朋友热情相待。10月7日，周恩来邀请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到周公馆商时局，事后章伯钧告记者：只对时局一般问题交换意见，并喟然叹曰：“9月30日民盟为‘国大’事致蒋主席电，迄今还无下文，遑谈为人调解！”10月8日，应张君劢邀请，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章伯钧与青年党左舜生、陈启天，以及无党派人士郭沫若、钱新之在交通银行聚会，共商时局，拟对和谈做最后努力，决定次日分访孙科、周恩来后全体赴南京。10月10日，黄炎培等9人于上午十一时访孙科，下午一时四十分访周恩来。事后，罗隆基告诉记者，共同商量的恢复和谈的折衷办法，于13日搭夜车联袂赴南京，该项折衷办法如为国民党政府采纳，周恩来即行返宁。周恩来表示同意他们提出的和平主张，认为这是中共的一贯主张，愿与大家共同努力。10月11日晨，梁漱溟由南京抵上海。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章伯钧、罗隆基听其报告。下午三时赴周公馆访晤周恩来。梁漱溟提出打开僵局新建议：停攻张家口，再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暂缓颁布“国大”召集令。周恩来当即表示，如政府有诚意恢复和谈，必须立即停攻张家口，并将进攻张家口部队撤回原防。否则，中共将拒绝参加任何商谈。然而，就在当天，国民党军队攻占了张家口，蒋介石随即下令如期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0月12日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等在张君劢寓所紧急集会，一致认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的情况下颁布令召开国民大会，无异对第三方面人士飨以闭门羹与难堪，决定取消赴南京。会后他们分访孙科、周恩来。10月13日，青年党李璜抵沪转达国民党政府意见，望民盟等第三方面赴南京调解，沈钧儒等表示暂不考虑。10月15日，上午国民党政府派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赴沪，请民盟等三方面劝说中共代表团返南京和谈。下午，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章伯钧、罗隆基等访周恩来，商和平大局并转雷震代表国民党政府望中共代表团返回南京意见。晚6时，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章伯钧、罗隆基等经协商，答复雷震：一、政府预先切实表示停战；二、再派员来沪先为非正式商谈。10月16日，张君劢、李璜等访晤周恩来，转告15日晚与雷震洽谈经过。10月17日，报载蒋介石提出停战八项条件。上午10时，黄炎培到张君劢寓所研究八项条件。下午3时，黄炎培赴周公馆访周恩来。晚7时，黄炎培等在张君劢家与吴铁城、邵力子、雷震会餐。黄炎培代表第三方面就时局发表意见，强调政协五项决议有效。晚9时，第三方面推黄炎培、张君劢、章伯钧、罗隆基等7人赴周公馆访周恩来，告第三方面与吴铁城等洽谈经过。10月18日上午10时，黄炎培、张君劢、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等7人至海格路（今华山路）望庐吴铁城寓所，与吴等3人再度交换意见。下午1时，黄炎培等在海格路（今华山路）范园张君劢寓所宴国共双方代表，餐毕合影留念。这是国共双方7月以来首次聚晤。下午，国共和第三方面代表在周公馆首次非正式商谈，黄炎培、罗隆基记录。会谈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海格路（今华山路）望庐宴请中共和第三方面代表。10月19日下午5时，国共和第三方面代表在吴铁城寓所举行第二次非正式商谈。周恩来表明中共渴望和平的诚意，并接受返回南京进行和谈的邀请。当晚，周恩来在周公馆宴请各方代表。10月21日上午9时，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章伯钧、罗隆基及青年党曾琦等，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同机飞往南京。10月23日至28日，第三方面代表在南京连续集会，经过多次商议，听取了国民党、共产党和马歇尔三方意见，煞费苦心地企图寻求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但终告失败。

第三方面调停失败后，国民党要员纷纷出动，威逼利诱，拉拢他们参加“国民大会”。由于民盟在第三方面占主导地位，中共代表十分重视民盟的态度。11月12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出席第三方面的聚会。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二十多天追随诸位先生之后，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我们愿意谅解各位的苦衷，但我们必须坚持政协决议。国民党的用心很清楚，请大家进国大，为的是在脸上搽粉，把中共踢开。我们共事了多年，现在临别了，我们队继续挨打无所畏惧，我们党就是在围剿压迫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有武装，可以同国民党周旋，而诸位将难免受压迫，希望有一天放仍能在一起为和平民主奋斗。随后，他和黄炎培有一段对话。黄炎培：“我很忧虑。蒋介石非打不可，这早已看清楚了，今后当然只有打了！但蒋毕竟有几百万军队，还有美国在背后支持，打，中共的力量怎么样？打得赢吗？会吃亏吗？”周恩来：“如果打不赢，不怨天，不尤人，只怨我们没有打好。不过请朋友们放心，对于争取中国的和平，我们共产党是有决心的；对蒋介石打仗，我们共产党是有信心的。”当天，张澜由重庆致电南京民盟总部，再三强调：“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定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11月14日，民盟总部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各地民盟组织宣传民盟总部的决定和张澜主席的指示，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分裂的“国民大会”。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代表设午宴招待黄炎培、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等民盟朋友，并合影留念。1981年夏天，89岁的张申府手持当年的合影，神情激动地对人说：“这是我最喜欢的照片，那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看，这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俩多么年轻！那个短小留长须穿长袍的长者是沈钧儒，是民盟的重要成员。我穿着件厚厚的大衣，站在老朋友章伯钧的左边。当时南京很冷。”

在和民盟朋友合影后的第三天，周恩来给郭沫若夫妇写信，信中说：“沫兄回沪后，一切努力，收获极大。青年党混入混出，劢老（张君劢——笔者注）动摇，均在意中，惟性质略有不同，故对劢老可暂时持保留态度。民盟经此一番风波，阵容较稳，但问题仍多，尚望兄从旁有以鼓舞之。”

11月19日周恩来、邓颖超等中共代表离开南京。2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说：“只要民盟不参加，国大不开了就很臭！”

（四）帮助民盟，委托代管中共在沪财产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政府强迫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体代表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3月3日下午三时二十分，董必武在南京电告钱之光，中共在沪财产移交民盟保管，并由陈家康通知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3月4日，周恩来致电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商请民盟代管中共在沪、宁、渝等地的财产。五时三十分，董必武在南京电告陈家康：周恩来已致电民盟张澜，提请代管中共代表团财产。上海方面由陈家康去民盟联络移交事宜。接电后陈家康即分别向张澜和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联系。至六时许，张澜、黄炎培电约陈家康至张澜寓所商谈房产移交事。晚八时许，董必武电告钱之光：中央指示中共在沪财产交民盟代管。但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代表郝景懿仍坚持交由卢家湾警察分局保管，故自晚上九时起开始清点周公馆财产，至五日凌晨一时三十分才完毕，移交清册一式四份，其中一份交民盟，以备再移交民盟保管时使用。

3月6日，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史良、邓初民等在张澜寓所商洽民盟代管中共代表团财产事宜。

3月17日中午12时，民盟中常委沈钧儒、罗隆基前往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与宣铁吾洽谈接管中共在沪财产事项。两天后，原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财产由民盟接受代管，卢家湾警察分局派郝景懿点交。民盟则由副秘书长周新民点收。当晚，周新民等迁入居住。随后李文宜、辛志超、陈新桂、孙桂梧等先后迁入。从此“周公馆”成为民盟总部机关办公场所。

（五）危险关头，声援民盟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在民盟处于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给予政治上的有力声援和热情帮助。

对于国民党镇压民主党派日益升级的趋势，周恩来早有预料。早在1946年6月 28日，他就电告中共中央：时局一旦突变，我党在外的工作者和民盟及进步分子将分批到解放区，建议中央指示各解放区在沿途设接待站。为了帮助民主人士日后能在香港开展活动，周恩来特地介绍中共香港分局领导人连贯与沈钧儒、郭沫若等建立联系。

针对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迫害民盟的行径，新华社于1947年10月30日发表评论指出，“此举不啻宣告蒋介石的最后政治破产”。

在民盟被迫宣布解散的当天，新华社在此发表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指出：“民盟只是一个赤手空拳的组织，他们连一支手枪也没有，并且也不打算有，他们的凭借就是言论出版，而这样的武器也早已被蒋介石没收了。允许民盟这样一个组织的存在，在通常的情形下，即令一个政府已经自己觉到自己的危机，也应该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病入膏肓的蒋介石，今天害怕这样一个组织，他宁可向这个组织露出法西斯野兽的牙齿，宁可使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任何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归于破灭。这种举动，其实际意义只是暴露和加重南京统治的异常紧迫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在时评中肯定了民盟在民主斗争中的进步作用，赞扬为民主事业而献出生命的闻一多、李公朴、杜斌丞等一些民盟盟员是“坚决反对蒋介石独裁和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民主战士”。民盟“在若干历史关节中，实行了与中共在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作，从而推进中国民主事业，乃是民主同盟的光荣”。

中国共产党热情鼓励民盟及民主党派彻底清除中间路线思想，继续奋斗，指出：“中国民主运动的基本特点乃是武装的革命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集团。”蒋介石在国统区的恐怖行动再一次说明：“要有真正的和平，就必须坚决用武力来打倒蒋介石，就必须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的武装革命斗争，而决不能依靠任何合法的改良的方法。”希望民盟从这一事件中取得教训，放弃“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方面来，认清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民盟一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

（六）全力营救，张罗脱险

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以后，在国民党方面的“安排”之下，罗隆基先后在上海广慈医院（现为瑞金医院）中山医院“治病”。1948年3月起，罗隆基转至上海虹桥疗养院（现为徐汇区中心医院）。1949年1月23日，在院长丁惠康劝说下，张澜亦住进虹桥疗养院。1月27日，郭春涛夫人告之黄炎培：“某方将对我不利。我之外，表方、努生等。其方法为绑票或暗杀。”5月3日，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来沪时对毛森指示：“总裁指示，凡属有嫌疑的人即予以逮捕，对张澜、罗隆基等予以监视。这件事本应由上海稽查处和上海警察局会办，因上海稽查处另有任务，希兄多负点责任。”

在获悉蒋介石将对张澜、罗隆基等下毒手后，周恩来立即指示中共地下党组织全力营救。中共地下党组织找到已被策反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杨虎，请他出面营救张、罗。5月初，杨虎找到老部下，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警备大队付阎锦文，要他负责营救张、罗。

5月10日中午，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出动军警特宪包围虹桥疗养院。当天下午，史良接到中共方面的报警电话离家出走。5月21日，阎锦文驱车将张澜、罗隆基从虹桥疗养院转移到南昌路杨虎公馆。5月27日，接上级指示四处寻找史良的人民解放军27军官兵在海格路（今华山路）交通大学附近一幢公寓的地下室内找到史良。5月28日，陈毅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慰问张澜、罗隆基。当天，张澜、罗隆基、史良等联名发表声明，向领导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共领袖毛泽东“表示热诚的庆贺”。次日，张澜、罗隆基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澜不久将与罗努生兄等来京聆教。”6月1日，毛泽东等复电张澜：“今后工作重在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6月17日，民盟上海市支部举行大会，欢迎即将赴平出席新政协会议的张澜、罗隆基和史良。张澜在会致词，表示“我们民主同盟应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努力建设新中国。”6月18日，张澜、罗隆基、史良等自沪启程，于24日到达北平。

二、中共对在沪民盟领导开展工作的经验

（一）广交朋友

广交朋友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统一战线的一大特色。以周恩来为例，1946年7月14日，他在上海周公馆设立以后第一次来沪，当晚就转成看望了民盟中央常委罗隆基，详细介绍了数日来在南京与马歇尔、司徒雷登和国民党方面和谈的经过。7月17日下午5时，周恩来由宁乘机抵沪。当晚，他又赶到海格路（今华山路）范园张君劢寓所，与第三方面人士晤谈。7月25日上午，周恩来、邓颖超走访杨虎，并与杨虎的老部下阎锦文交谈。据阎锦文回忆，周恩来平易近人，热情招呼他坐在周的身旁，语重心长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希望他为人民多做贡献。由于周恩来的教诲，阎锦文对形势逐步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上海解放前夕，他在营救张澜、罗隆基的行动中，起了关键作用。仅在1946年10月，周恩来和民盟在沪领导会面就达10余次，有走访，有接待，有宴请，形式多样。在张君劢提交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以后，周恩来依然关注他，在给郭沫若夫妇的信函中说：“对劢老（张君劢）可持保留态度”，可谓仁至义尽。

（二）循循善诱

毋庸置疑，民盟和中共在一些问题上是有不同看法，怎样耐心地说服同盟者，细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逐步地转变他们的认识，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的一大亮点。

以国共和谈为例。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30万大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周恩来意识到以和谈方式解决问题已经不可能了。尤其对美国方面的调停，中共方面不抱希望。但民盟不这么看，他们依然为和平奔走呼喊，对美国政府及其派来的调停人员抱有幻想。周恩来知道，只有用活生生的事实，才能打破这些人的幻想。1946年8月31日，周恩来获悉，美国准备把抗战时留在中国及靠近中国边境各地的武器，和一切军用物资，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国民党政府，立即向马歇尔提出抗议。9月中旬，由于马歇尔、司徒雷登拒绝重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坚持召开五人小组会议，国民党政府又不保证在实现停战和取消五项要求，致使和谈陷入僵局。周恩来宣布暂时退出谈判，由宁抵沪。他特意去看望了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将起草的《七、八两月谈判要点和总结》送给梁漱溟，并介绍了和谈的内容、谈判难以继续的原因和责任。同时，不失时机地把美国政府出售军事剩余物资给国民党政府，这笔军火交易已秘密达成协议，原原本本告诉梁漱溟，从而使梁猛然醒悟。梁漱溟在晚年的回忆中写道，这“才矫正了我以前认为美方公正和马歇尔很好的错误看法。我才确知美国是在偏袒蒋介石。美国出卖军火给蒋岂非助纣为虐？”10月10日，梁漱溟去周公馆劝说周恩来回南京重开和谈，建议国民党宣布停战，共产党提交参加“国大”名单。第二天，梁漱溟乘夜车回南京，打算与国民党方面协商此事。12日晨，在南京车站看到当天报纸刊登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的报道，政府并单方面下达了国民大会召集令，顿时感觉到“一切完了，绝望了。”然而，蒋介石为了给“国大”披上合法外衣，假惺惺地派政府代表雷震、吴铁城、邵力子，赴上海力邀周恩来及民盟代表进京商谈，并让第三方面向中共劝驾。第三方面人士以为，和谈又有了新的转机，竭力劝周恩来回南京谈判。周恩来明知这是一个骗局，和谈根本不会有结果，但为了用事实教育第三方面人士，他还是于10月21日同第三方面人士一起来到南京做最后的谈判。蒋介石却在关键时刻避往台湾。24日，传来国民党军队侵占安东的消息。周恩来气愤地对第三方面人士说：从此以后，再不和谈了，我们亦回延安了。其实，蒋介石一点也不了解共产党，殊不知共产党是不怕压的，共产党是从无到有，从最底层翻上来的。周恩来又真诚地提醒第三方面人士，和平不是恩赐的，是要靠斗争来取得的。第三方面人士通过对和谈的最后努力，认清了蒋介石以谈判掩盖内战的真面目。

（三）求同存异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在解放区迅猛展开。由于土改初期缺乏经验，致使土改运动中发生了过激行为，许多地主逃亡到上海、南京等城市，引发了黄炎培等民盟上层人士的疑虑。6月6日晚，黄炎培、梁漱溟和周恩来在民盟总部长谈。黄反映所闻土改中的过激行为，并把自杀的开明人士刘崇祐遗言告知周。周恩来动情地说，五四运动时，崇祐是律师，为我辩护，更以金钱接济，至今衔感。事实上周恩来此前已致电中共中央：“可否在苏北之斗争方式选择较温和办法，以便争取上层中产阶级。”

6月27日，毛泽东电周恩来：“中央正考虑由各解放区发行土地公债发给地主，有代价地征收土地分配农民。其已经分配者，补发公债，如此可使地主不受过大损失。惟汉奸、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特务分子不在此例。你们可向中间派非正式地透露此项消息。”根据毛泽东等关于以有偿赎买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考虑，中共中央与7月19日发出《关于研究答复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提出以赎买方式解决土地问题，并要求各地迅速研究其实施的可能性电告中央。由于全面内战爆发，各地对此反映不一，有些地区要求暂缓发布新政策，因而以赎买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设想没有实现。为了说服黄炎培等民盟人士，中共中央派李维汉、齐燕铭多次登门拜访黄炎培，与其长谈，不厌其烦地介绍中共土改政策，黄炎培虽然认为土改有必要，但对土改中清算地主的行为仍持不同意见。对此，中共有人甚为不满，认为黄是江南地主阶级的代表，但中共高层并没有对黄炎培持排斥态度，仍然对他热情相待，积极争取。

（四）以情感人

青年党李璜原是民盟中央常委，晚年，他在回忆录中说，周恩来是个极为出色的演员，在第三方面调解国共关系的过程中，他时而朗声大笑、时而声泪俱下……第三方面众人被他的演技吸引，最终多数人跟着中共走了。

如果说周恩来是在演戏，那么，他就是一个本色演员，他的朗声大笑、声泪俱下均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1946年7月13日，当他听到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时，据许涤新回忆正在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流下了悲愤的泪水，他对在做一位曾经指责李公朴为人的党内干部说：李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民主战士，你说他是不是？他的血是为民主而流的！几天以后，当他听到闻一多被害的消息后，再一次留下了真挚的眼泪。特别是1946年7月25日，当他在上海周公馆准备当天下午的记者招待会时，听到了陶行知先生突发脑溢血的噩耗，立即同夫人邓颖超驱车赶往余庆路爱棠新村13号，握着陶行知先生尚有余温的手，动情地说：“陶先生，你放心地去吧……”60多年后的今天，重温周恩来当年的话语，我们民盟的同志仍激动不已。

在同第三方面认识的接触中，周恩来始终怀着一种出自内心的真情。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当局在攻占了张家口的当天，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周恩来怒不可遏，他深知与蒋介石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一场戏，但是为了让仍然热衷于和谈、对和平抱有一丝希望的民盟朋友们不寒心，更重要的是让铁的事实教育第三方面，周恩来强压怒火，一次又一次地同第三方面接触，耐心地听取他们的劝告，并同他们一起由沪抵宁，与国民党上演了一出没有结果的和谈剧。

1946年11月在民盟是否参加“国民大会”的关头，周恩来以他的真心诚意打动了他的民盟朋友。当国民党方面威胁利诱，无所不及之时，周恩来亦使出浑身解数，让周新民等打电话给张澜主席，听到表老在电话中用洪亮的声音说：“参加不得呀，参加不得呀，参加不得呀……”后方才离去；让原本不想充当张君劢说客劝说张东荪参加国民大会的叶笃义去北平，做张东荪的思想工作；让在第三方面劝说蒋介石在召开国民大会的时间上推迟一个月，说明中共方面出席国民大会的书面报告签字的沈钧儒、章伯钧和张申府去做第三方面的工作，不要上蒋介石的当，还亲往交通银行苦口婆心地劝说第三方面认识……可以说那是周恩来最为繁忙的一段日子，也是他最为辛苦的一段日子。他用自己的真心诚意、感动了民盟朋友，帮助民盟在大是大非的关头守住了政治道德的底线。

（五）鼎力相助

自1946年5月抵达南京起，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对民盟在沪领导高度关心和热诚帮助。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发生后，周恩来致电哀悼，向国民党政府突出强烈抗议。陶先生逝世后，他给中共给中央伐去电报：“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已告上海潘汉年及伍云甫，在救济方面多给以经济和物质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也须时时关照。”1947年3月，中共撤离国统区，已先期返回延安的周恩来于3月4日致电张澜，委托民盟代管中共在国统区的所有财产。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叶笃义回忆说：“名为代管，其实是无偿赠与，中共的这一举动不但在物质上给予民盟很大帮助，同时在国内外影响上大大提高了民盟的威望。”曾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的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说：“周恩来出的这个好主意，一是保留中共的合法产权，不让国民党没收；二是民盟的物质条件比中共困难，托民盟代管，实际上也是让他们使用。”就在周恩来致电张澜的同一天，他还指示董必武：“京、沪特务甚注意章伯钧、罗隆基、史良三人，应告他们速布置香港退路”，充分体现了中共对民盟朋友的关心。1949年5月，周恩来指示中共地下党全力营救张澜、罗隆基、史良等留沪民盟领导。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努力下，张澜等民盟领导死里逃生，与中共真诚合作，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贡献。

 

1946-1949是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艺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对今天不无启迪。60多年前民盟前辈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郑重而又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与中共亲密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的道路。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以老一辈为榜样，继承他们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作者系民盟上海市委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