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学院   贺新宇

　　　[内容摘要] 自主自治、学术自由与人文精神可谓大学的三大精神传统。大学人文精神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有着稳定而丰富的内涵，是大学的灵魂所在，显示着大学独特的气质特征。21世纪的中国大学，应通过更新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改革课程体系以及评价体系，创新大学的管理体制，恢复大学的自主性、回归学术自由传统，以人文精神的重建为核心，实现大学精神的回归，使其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关键词] 大学；人文精神；大学精神
　　　
　　　“中国梦”不仅是物质之梦、更是精神之梦。其实现，既离不开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弘扬，也离不开人文精神的批判和重建。但相当时间以来，作为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机构，中国的大学拘泥于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忽略了大学传统中至为核心的人文精神。面对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就大学及其精神内核做深入的探讨和思考，重新审视大学之理念与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当然应有之义，更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现代国家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自觉。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挺身而出，捍卫大学的理念、承继大学的使命、重建人文精神，以回归大学教育的最高目的——人文教化。
　　　一、何谓大学—大学的本质
　　　（一）大学精神历史溯源
　　　西方关于大学的理念可以上溯到古希腊以培养“有教养的人”为目标、贵族式的博雅教育。近代意义的大学则于12世纪初诞生于欧洲，最早是意大利的萨莱诺大学（1131年，以医学著名）和波洛尼亚的法律学校（1158年），再后是1168年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创立于1180年的巴黎大学[ 曹孚：《外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55页。]。
　　　创始之初的大学并不是像今天一样象征着知识、文化与人类最高理想的神圣殿堂。今天大学的自主自治和学术自由传统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形成的。一方面，中世纪的大学（universitas——行业公会）最初不过是教师和学生们的职业性行会组织，就像裁缝们组成的缝纫匠行会。而世俗政府和教会不惜采取笼络、恐吓等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网络大学于自己门下，以实现思想控制和文化垄断。长期而激烈斗争的结果，大学逐渐获得了如“法权自治……的权力，罢课和分离独立的权力，独揽学位授予的权力”[ 雅克.勒戈夫著，张弘译：《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8页。]等一系列特权，这对现代大学的自主性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源于修道院学校的经院哲学也在这个时期出现，而其政教合一背景下特有的基督教信仰，尤其对真理的信仰和追求使学者们的学术论辩充满了自由和个性色彩，这是后来大学中信仰学术的至高地位、推崇学术自由的重要历史渊源。
　　　在历史传统影响下，18世纪以后，德国大学逐渐成为世界大学的典范。[ 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65页。]这种传统尤其强调大学不同于各类专门学校或职业学院的综合性，强调学生发展的和谐、广博，强调人文教养与科学自由精神而非单纯的专业学识。而与19世纪初柏林大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是以现代理性的人文科学与现代复兴的古典人文学科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思潮，其影响尤其表现在，大学自此将中世纪以来的基督教神学信仰转变为人文精神信仰，人文精神成为大学区别于其它机构的特质所在。
　　　由上可知，自主自治、学术自由与人文精神可谓大学的三大精神传统[ 阎光才：《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各大学可以有不同的办学理念与培养目标，但其之所以为大学的基本精神应该是一致的。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在“21世纪的大学”主题下，以哈佛大学校长尼尔·陆登庭为代表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位大学校长众口一词地在一系列演讲和发言中强调人文精神与人文学科教育，足以说明上述传统对今日大学之影响。
　　　在中国，大学的起源虽可追溯到先秦，但近代高等教育产生的时间很晚。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当是最早的雏形，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及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蔡元培先生于1917年主持北京大学以后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宗旨所进行的改革，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抱定“教育救国”宗旨的张伯苓先生于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梅贻琦先生于1928年入主清华大学后对“通才教育”理念的特别强调，中国大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精神传统。
　　　但是，建国后我国高等教育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完全照搬苏联模式的做法，偏离了世界大学发展的方向；历次政治运动对大学的摧残，更破坏了中国大学的精神传统。把教育与浅近直截的政治或经济目的直接挂钩，使我国高等教育付出了不少代价。
　　　追溯大学的精神渊源，有助于我们获得一种历史视野，以真正理解大学的精神传统，更深刻地领悟历史赋予大学的使命。
　　　（二）大学的本质与大学精神
　　　关于大学的本质，我们可以在研究大学的一系列著作中去体味，如英国纽曼（J.H.C.Newman）的《大学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1852）、美国佛雷克斯纳(A.Flexner)的《大学》(Universities,1930)、德国雅斯陪斯(K.Jaspers)的《大学理念》(1946)、美国克尔(C.Kerr)的《大学功能》(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1963)、德国哈贝玛斯（J.Habermas）的《大学理念》(1986)……在中国，蔡元培在《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1925）、《大学教育》（1930）中所阐发的“大学理念”及其北京大学范型，虽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依然享有其经典原型地位。
　　　在所有关于大学精神的具体或抽象的探讨中，我们可以概括出最能形象地描绘大学本质的词语——大气。这里的大气，实际上是对大学精神——高远的人文视野和宽广的人文胸怀、自由的学术氛围和博大的学术气度——的一种感性概括。
　　　这种大气，体现在以人文教化为大学教育的灵魂，对充满人格魅力的大学学者的培养；体现在大学独具的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精神、“和而不同”的胸怀，即费孝通老先生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境界；这种大气，还体现在大学学者追求真理的激情和人文风范——这是大学薪火相传的精神传统——正如只有大气的学者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师，只有大气的大学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学。
　　　体现大学本质的大学精神, 实际上是大学的使命、功能、目标和理想的高度概括，更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本源所在。大学精神一经形成，对外它代表了大学的价值追求、品格特征和社会责任感，对内它关注所有成员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致力于优秀大学文化的塑造，以人文教化、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为最高目标——究其实质，大学精神的核心正是大学人文精神。
　　　二、人文精神——大学精神的内核
　　　（一）人文精神解读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就词源而言，“人文”一词最初见于《周易》第二十二卦《易·贲》，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处之“人文”，概指人类之文明现象也。
　　　现在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教育尤其儒家教育就强调“人文化成”、“明人伦”、“新民”、“仁者爱人”，有着浓烈的人文气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顺自然而以人为本；在人与社会关系上，循人伦而以和为本；在人与自我关系上，重体验而以乐为本。“循天道，尚人文”的人文倾向、“致中和，得其分”的中和境界以及“崇礼乐，赞化育”的美育工夫，构成了儒家人文精神由内而外、曲体而用、由境界而工夫的基本内涵和总体风貌。[ 潘立勇：《中华人文精神之元典内涵试探》[J]，孔子研究，2000年02期。]
　　　在西方，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指与中世纪神学不同的，以人与自然为对象的世俗文化的研究。二是指贯穿于资产阶级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精神，即对抗中世纪神学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如美国学者沃特斯在其《中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进程》一文中就认为，人文主义始终代表的是一种“把人放在首位，极力维护个人尊严的思想”。
　　　在西方大多数学者看来，“人文精神”应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为“人”，其二为“文”；在“人”的方面，它把“人”视为终极关怀的目标，尊重人的权利、尊严和价值；在“文”的方面，它承认人的理性，重视教化的作用，重视“自由艺术”（liberal arts）的功能，追求完善的道德和理想的人格。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人文精神是人类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体现的是时时、事事、处处以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表现为对人的生命的珍惜和善待，对人的需要和生存质量的关注，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尊重、维护和追求，对个人发展和人类走势的终极关怀，对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也是人对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关心和改善的态度。总之，人文精神就是关心“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的精神源动力。
　　　人文精神的内涵是综合的、全方位的，应当包括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心理素养、人生态度、道德修养、精神世界、价值观、人生观等等，其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巨大的。我们只有从人文精神的高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大学的精神内涵。
　　　（二）大学人文精神
　　　正如人们所认识到的，现代大学以知识的生产、传递和转化为基本手段，发展科学文化、培养高级人才、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从而实现其基本职能——教学、研究和服务。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这里的知识，绝非单一的科学技术知识，更不是简单的书本知识，而是如古希腊“哲学”(Philosophia)的本义——“爱智”之“智”，是涉及到真善美有机一体，知识、意志、情感和谐发展，科学、人文、艺术高度统一的知识，是人生与社会的最高智慧。其着眼于学生人格的全面发展，最终指向大学教育的最高目的——人文教化，大学精神因而是超专业的。无论哈佛、牛津，还是北大、清华，当一个学生向别人自豪地报出自己母校的校名时，其潜意识中已然体现他对于母校之大学精神的认同，而这一认同，早已超越了他所在的专业方向或院系班级。
　　　因此，承载大学精神的除了冷冰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更有那世代相传的教授风范、学术氛围、研究沙龙、传统活动、治学精神，乃至校园中散发着悠远历史气息的古建筑甚或哪怕一片林木、一个湖泊……作为一个鲜活的的生命体，如果将大学的功能简化为狭隘的知识传授而忽略了最具灵魂性的人文内涵，就等于被抽去了精神内核，大学不复为大学。这是大学与职业学校、乃至专门学院的根本区别所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出现了各种以远程教育、网络教育为特征的无论人数、规模、时空范畴均可被称为“大学校”（Multiversity）的学校，其之所以不可能取代大学，根本原因就在于，至少截止目前，我们尚未看到这一类学校的人文内核所在。
　　　总之，大学精神的实质是大学教育的人文意义与人文价值，它从知识延伸到道德、审美、智慧等各个方面，具有非功利性[ 陶志琼：《新旧之间：教育哲学的嬗变》[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大学注重知识的尊严、学术的逻辑，推崇智慧的力量和道德的教化。大学不仅是现代科学的发源地，更是社会的良心和向导，是社会道义的策源地和人类理想的精神殿堂，人文精神构成了大学精神的内核。
　　　三、大学精神回归——以人文精神重建为核心
　　　伴随战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实用化压力，大学精神的式微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在西方，近半个世纪的大学改革，出现了所谓“教育的钟摆”现象，即在人文主义理想与功利主义现实的冲突中不断调整、适应。而在中国，大学精神的式微具有不同的背景。在特定的政治体制中，大学教育的目标被确定为培养工程师和专家，五十年代初移植苏联模式的做法严重地削弱了大学的整体性尤其是文科教育。当多学科的大学不复存在，“学”渐被“术”所取代，必然意味着大学人文精神的严重流失。
　　　《礼记·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1世纪的中国大学承载着重要的社会使命。重新焕发大学的精神活力，保持它作为文化先驱的精神之塔地位，保持它生气盎然的“书香社会”的气质特征，以承当文化传承与创新、培养人格健全之英才的使命，实乃当代大学之道。为此，须从以下方面着手，重建人文精神、回归大学传统：
　　　（一）创新大学管理体制，恢复大学的自主性、回归学术自由传统
　　　学术自由乃大学的生存之本。在经院哲学影响的基础上，自19世纪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学术自由”便成为现代大学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办学准则。“学术自由”概念本身是变化和发展的，但其基本精神脉络——维护学者学术研究的自主和发表研究观点的自由免受学术领域以外其它力量的干预——却一直是清晰和坚定的，没有任何国家的任何大学对这一点会提出理论上的歧义。
　　　但现实情况是，我国建国以后至今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一直是以国家行政控制为主导的“集中计划模式”，相应地大学办学自主权和学术的自由空间较少。因此，创新大学管理体制涉及到两个层面：理顺大学和政府的关系以及大学自身管理制度的创新，即建立由学术专家组成的组织实行学术自治——这是重建大学精神内核的必然要求。前者关乎大学自主性的恢复（当然是在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下），后者的目标之一是回归学术自由传统。
　　　今天的任何大学都需要政府的支持和赞助（不仅仅是经济，更重要的是政策和制度），但前提是政府承认并愿意尊重、乐意维护学术探讨和研究的自由，这意味着学术探讨不应受政治、宗教派别之争和形形色色利益冲突的支配。这种自由探索是个人通往精神上的成熟之路，也是人类发现真理之路，大学的知识创新能力和引领价值更新的活力都寄于此。没有学术自由，大学所有功能的发挥便都失去根基，即使大学形骸保留了下来，也将有名无实，而且往往沦为灌输系统偏见的工具。
　　　学术自由必然要求大学教学和研究诸环节上的自由、开放，由此要求大学自身管理制度的改革——在当代中国，简而言之，就是将学校由行政型管理改为学术型，真正建立“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中心的教学、科研组织和有社会力量参与的监督和评议机构。应当说，大学的这种管理模式在世界范围已经是相当成熟和定型的，如美国高等教育依据“三A原则” ——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所确立的大学自治制度。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以更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借鉴。 
　　　总之，大学的精神不仅是大学本身所推崇的价值观念，也是社会必须遵从的规范。在某种意义上，大学精神是制度积累的产物，是制度化作观念的结果。比如，我们倡导学术自由，那么，学术自治与大学独立就是其制度化条件。我们提倡办学特色，那么兼容并包与多种形式办学就是其制度性保障。因此，创新大学管理体制是大学精神回归的重要的制度前提。
　　　（二）改革大学评价体系，在人文精神的平台之上构建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
　　　目前每年都在公布的各种大学排行榜，如武书连版、中国校友会版等等版本，都有自己的一套评价体系和标准，比较看重的是各种精确量化的统计数据，而从政府到社会各界对大学质量的评价更有许多相对的硬指标，如师资力量、学科建设、科研产出等，现在又加上毕业生的就业率——这本身没问题，但是将统计数据或其它“硬指标”的过度夸大，必然造成大学精神的失落。
　　　如前所述，大学的目标在于培养大批有创造精神和完美人格、有不断学习与自我完善之能力的公众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应当成为社会的良知、“社会之光”（竺可桢语）。大学学生，不论将来从事何种职业，他一定要有相当的人文素养，参与社会的热情与能力，具备人文关怀的基本素质，这也就是我国古人所说的“民胞物与”的境界。正如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所言：“知识分子……除了专业本领以外，一定要有相当深厚的人文关怀……”“能不能为大学生的自由发展、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提供条件、创造环境，是评断大学素质的重要标准。”[杜维明：《文化中国的认知与关怀》[J]，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专刊4，稻乡出版社，1999年4月，第47页。] 
　　　中外卓越大学的办学实践表明，办学理念是大学精神的核心，是大学的教育精神和价值取向，反映了一所大学长期的文化积淀以及历史特征、学科特色和办学追求。它以一种文化氛围、一种精神力量、一种价值期待、一种理性目标的形式陶冶大学师生。因此，科学、合理、相对完善的大学评价体系应当体现出对大学理念和人文精神的关注——当然，这也是目前大学评价目前最大的问题或者说难点所在。但无论如何，大学的办学理念立意要高，其基点就是搭建人文精神的平台，使人文教化真正成为大学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的核心所在。
　　　（三）更新教育模式，设计充满人文精神的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实行通才教育
　　　倡导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世界大学的通例。远者如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在著名的《大学一解》中对通才教育理念的强调——他说，大学教育应“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近者如哈佛大学所极力推行的文理融合的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他们的学生直至完成4年的人文和自然科学教育后，才真正进入专业训练。
　　　现代大学的通才教育，既非重申博雅教育的理想，也并不否定专门教育，而是针对日益专门化的学科壁垒，以区别于专门学院的教育模式：就专业知识而言，大学所培养的“通才”不等于专家，但又是各类专家的母体源泉。这不仅指其优秀的专业素质，而且指其深广的基础知识的“迁移”（transfer）能力与自我教育能力。另一方面，它不仅关心学生如何做事（to do），同时关心其如何做人（to be），关心学生对真、善、美终极价值执着向往的深层气质的培养，以克服专门教育造成的精神世界的贫乏和人格的孱弱、分裂。
　　　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分科式的专门教育。现在我们终于认识到，不论什么专业的学生都需要人文的陶冶与性情的养育。今天，我国大学的课程设置已有了不少改进——如增设了跨学科的公共选修课，让各院系学生交叉互选——但仅此远远不够。必须建立一套经过精心研究和设计的新的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在课程门类、学分和学时数、学习要求、课程建设等方面，真正向人文学科倾斜；着力挖掘包括自然学科在内各门课程教育内容本身蕴涵的人文价值，将人文精神的熏陶真正贯穿于所有专业课程和学生的发展之中，以培养充满人文精神的“通才型”的知识分子。
　　　（四）营造充满人文气息的校园文化氛围，提高大学教师的人文素养
　　　大学是师生共同组成的社区，实践证明，营造具有浓厚人文氛围的校园文化——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是达到人文教化目标的有效途径。这既需要加强校园景观设施建设，让学生在优美的环境中陶冶情操、升华精神；又需要建立良好的制度体系以约束不良行为和规范校园秩序；但更重要的是建设一支充满人文情怀、具备责任意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能切实帮助学生怡情养性、塑造人格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正如当年梅贻琦所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对成功大学的点化。而“大师”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正是大学文化的浸润与校园人文精神的滋养。这样的“大师”往往以高深的学术功底和人文修养为根本，善于挖掘学科丰富的人文内涵，使专业课程洋溢着丰满的人文精神。所以，高水平的大学教师队伍和充满人文精神的校园文化之间是一种辨证统一、相生互动的关系。
　　　眼下的中国大学，教师缺乏人文素养、缺乏对学生的人文关怀，这才是大学人文教育最难突破的瓶颈和忧患所在！大学教师们在越来越重视传授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却忽略了其最根本的任务——培养完整的人，这无疑是当今中国大学的悲哀。
　　　关注人类生活、尊重精神价值、追求民族理想，这是人文精神最深刻的内涵。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必将带来更为繁荣的未来——但必将是一个更加需要人文关怀、充满人文理想的未来。21世纪的中国大学教师，必须打破狭隘的功利主义、回归本体育人功能，把人文精神培养作为最高目标，营造充满人文气息的校园文化氛围，使大学不仅成为传播科学的知识殿堂和培养技能的训练场所，更成为完善人格、养成美德、追求梦想、引领时代的人类精神乐园，成为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强大精神策源地。

参考文献：
　　[1]曹孚：《外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2]陶志琼：《新旧之间：教育哲学的嬗变》[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
　　[3]阎光才：《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4]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雅克.勒戈夫著，张弘译：《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作者简介：贺新宇（1969—），男，西昌学院教育管理学教授，西南大学教育领导学在读博士，民盟凉山州委副主委。研究方向：教育心理、教育管理、高等教育。